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商事案件的审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为了全面推进我市法治建设，为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我市各基层法院在民商事审判工作的稳步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不容回避：

一、案件涉及的专业知识加深，处理难度增大。

在近些年的审判实践中，新类型及专业性强的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如建设施工合同纠纷，股东权益纠纷，保险合同纠纷。这些纠纷无法避免对专业知识的使用，有时候专业知识是判决的决定性因素，给知识背景相对单一的法官带来了很大挑战。另外，传统的民商事纠纷也存在相互交叉的现象，一案中会存在多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最高院出台了新的案由规定，但在具体案件适用上往往争议较大，同一类案件的结案案由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二、案多人少的困难持续存在。

2016年司法改革完成后，入额法官数量有限，审判力量不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这个问题也是各个法院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案多人少的办案条件下，法官工作任务重、压力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民事案件的快审快结。

三、送达困难。

很多案件因无法顺利送达而耽误了审理期限，降低了审理效率。比如相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地址不够详细或有误，导致无法送达；受送达当事人不配合法院工作，甚至恶意逃避送达，电话联系时受送达人常以不在为由拖延时间，或明答应领取文书却故意躲避着不予领取；送达时，明明是被送达人本人或者是被送达单位负责人却不承认，法院无法证明其身份的情况，法律也没有明文授权给法院工作人员有事前查验其身份证的权利，使法院送达工作无所适从。

四、调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矛盾。

当前，在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办案精神的指导下，法院对调解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有时为了促成调解，往往需要多次背对背、面对面地调解，反复征询当事人的意见，而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那么势必会形成调解时的耗时耗力与诉讼效率之间的矛盾。

五、涉诉信访压力不断加大。

随着新型案件、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的日益增多，当事人闹访思想严重，处理这类纠纷的难度越来越大。一些是当事人法律意识和诉讼风险意识不强，把自己举证不能、诉讼决策失误、不当行使诉讼权利、不积极履行诉讼义务导致的不利诉讼结果，视为司法不公，因而申诉、缠诉不止。而有关部门在接到这类申诉、信访后，往往会通知承办法官报送各种材料，形成较多的工作量，而且对无理缠访人员尚无有效应对措施。

针对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司法能力建设。

法官司法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威信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商事审判要针对队伍特点，采取持续性、系统性的培养方法。继续发挥老法官的传、帮、带作用，加强对年轻法官在审判能力、审判技巧方面的指导；邀请行业组织联合开展有关技术规范、交易规则方面的培训，补充更新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丰富商事法官的知识结构内容；进一步加强审判管理，加大评查力度，全面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

二、合理配置审判资源，不断创新工作方法。

在现有情况下合理配置审判资源，进一步充实商事审判力量；进一步做好诉前、诉中、判后的和解息诉工作；调动律师主持和解的积极性，扩大其参与和解工作的空间，共同实现双赢的结局。

三、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案件质量。

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和法庭应特别注重程序的公正和完备，让当事人直接感受到程序的公正。开庭时合议庭成员均应按规定参加，做好对当事人做释法明理、服判息诉的工作。现阶段裁判文书中普遍对证据采信的理由、事实认定及法官逻辑思维过程的分析过于简单，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和抗辩意见不作事实和理论分析，简单地以当事人的主张或抗辩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采纳作出结论，导致当事人缠诉和上访不断。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以加强裁判文书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过程的分析为突破口，提高案件的整体质量。

审判调研报告篇2

随着网络时代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要切实落实“科技强院”的工作方针，有效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就必须把信息化建设作为人民法院增强审判能力，提高审判水平，促进审判工作的重要途径。

一、信息技术给审判管理带来的便利

1、信息化在案件流程管理中的应用。网络流程跟踪能够对案件在各个庭室和人员之间的流转进行实时监控，提高案件流转的效率。在传统管理模式中，虽然也对案件各个环节的流转节点进行了规定，然而由于无法进行监督，规定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建立流程管理平台后，审判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流程跟踪对案件流转的时间节点进行严格监控，杜绝立案后久拖未移、当事人上诉后未及时移送案卷等类似情况，也避免了相关责任人员的推诿扯皮。审判日志的自动生成也可以对原始录入的情况、时间节点、修改经过进行记录，从而预防事后修改数据，保障司法过程的严格规范。

2、信息化在案件质效管理中的应用。对案件质效进行评查是审判管理的核心任务，其中对案件质量的评查主要通过对文书、卷宗以及庭审过程的评查来实现。网上评查具有全面性的优点，从而扩大了评查的覆盖范围和深度。在案件信息平台的基础上，每个案件都能形成自己的一套电子卷宗，审判管理部门可以随时调看卷宗和文书，不必到档案部门调卷，也更加便捷。信息化还使审判管理部门对案件效率的管理更加及时，并使审判管理从事后监督的被动状态，转为更积极主动的状态。借助信息管理平台，审判管理部门可以对临近审限仍未审执结的案件进行网上预警、催办，对特殊、敏感案件进行重点督办，对发生迟延的案件及时发出警示标识，避免案件超期未结。

3、信息化在数据统计管理中的应用。审判管理精细化是建立在数字化管理基础上的，因此各个法院都设立了专门人员从事数据统计工作。实际工作中，司法统计报表的录入一直是法院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以审判信息管理平台为基础，将审判信息平台与司法统计工作有效对接，实现司法统计报表的自动生成，可以减少大量的核对、计算的工作量，并为数据的统计更加精细化发展提供保障。质效指标通过对审判质量和效率指标数据的收集、统计、评估与分析，为审判工作提供宏观导向和决策参考。收集生成质效指标往往耗时累力，而且形成的指标数据往往具有滞后性。信息化手段增强了指标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使审判动态的呈现更加精准、直观。

二、制约法院审判管理信息化工作的原因

信息技术发展为审判信息交换、处理提供了最大的便利，然而审判管理信息化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审判管理信息化成熟度是逐步发展的，实践中制约审判管理信息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在司法观念上，许多法院人员对审判管理的主要印象还停留在繁琐的填报数据工作上，审判管理信息化后，往往需要涉及更多数据的基础录入工作。承办法官在完成审判工作任务的同时，还要对这些管理事务性工作负责，工作热情往往不高。基础数据录入是审判信息管理平台运作的基础，但在一些基层法院，承办人员为了案件工作任务已经超时加班工作，面对大量数据录入工作，实在无力兼顾，故此一部分人对审判管理信息化缺乏积极态度，对完整准确录入数据也缺少必要认识。工作中有些法院选择由书记员或录入员代替承办人员进行信息录入，但由于人员配置等原因，使工作信息常常无法及时的录入系统，严重影响了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2、在技术应用上，信息化对审判管理信息系统实际操作人员的电脑知识水平和电脑操作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它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仅能熟悉审判业务工作，还能熟练操作电脑。但对于一些老同志来说，他们在信息应用和操作中的确存在着困难，这要求审判管理信息系统在技术层面上必须更加可操作、易操作，加强实用性。实践中信息管理平台的设计者和维护人员往往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他们对法院工作常常缺乏了解，在系统设计中往往缺少专业的考量和前瞻性的意识，无法实现信息技术和法院管理的充分对接，使得信息管理系统的设置在实践中不能完全满足审判管理的现实需求。

3、在资源配置上，审判管理信息化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大工程。就目前来说，审判管理信息化仍旧面临着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各方面的重重困难。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除了在建设初期要投入资金购买软、硬件外，信息化设备还需要持续的维护和升级换代。同时，审判管理信息化需要懂法律、懂网络、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这使得审判管理信息化对人才的需求比起经费保障更加的急需、迫切。人才和经费的缺口，使法院现有信息化建设水平受到重重的制约，也造成现有信息网络的运行和使用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和效果。

三、对法院审判管理信息化工作的建议

1、审判管理信息化必须以审判信息化为前提。审判管理信息化的前提应该是全面实现网上办案，并逐步实现常规办公无纸化、档案管理电子化、流程监控网络化和庭审记录电脑化。审判管理信息化必须以审判信息化为基础，先将信息技术充分融入现有的审判职能机构和办案程序中去，使管理所需的各项数据指标都能从审判信息平台中直接提取，减少重复劳动，减轻办案部门和人员的手工作业量，真正实现提高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的最终目的。

2、信息化必须以提升信息应用能力为突破口。信息化应用能力一直是制约审判管理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最大瓶颈，但受经费、时间等多种因素制约，信息应用培训工作成效并不理想。应用网络远程培训却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它可以让工作人员根据自身需要主动选择培训内容。由于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对于信息技术培训的要求不同，法院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经费去组织满足每个人员的培训需求，通过电子化远程的方式进行信息知识培训更便捷也更高效。

3、借助信息化发展实现审判管理职能的转变。审判管理必须以审判工作为中心的规律决定了审判管理的重心应当定位在审判上。信息技术拓展了审判管理的服务职能范围，使审判管理从过去监督、制约的单一定位逐步向服务、促进转变。在管理平台设计中应当配置更多的办案辅助功能，增强管理系统的服务机能，满足办案人员的工作需要，来激发办案人员使用的积极性，才能使审判管理发挥更大的效用。

审判管理离不开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但是审判管理信息化和其他司法改革不同。在硬件上，它是一项需要巨额投入的系统工程；在软件上，要着力于富有法院特色的针对性和完善性；在应用上，要加快抓紧提高干警的信息化应用能力，改变传统工作习惯。加强信息化建设，既是审判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是“科技强院”的应有之义，审判管理应以信息化为载体，实现管理水平的飞跃，不断满足未来审判工作发展的需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审判调研报告篇3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规定目的是通过惩罚侵权者，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双倍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近20年来,惩罚性赔偿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赔偿数额的惊人攀升。但我国的审判践中，关于双倍赔偿制度的具体应用较少。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关于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并不多见，仅占到买卖合同纠纷的1%左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对双倍赔偿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一、双倍赔偿制度的立法意义

在传统的大陆法系理论中，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遵循的都是补偿性原则，也就是损失多少赔多少。在我国《消法》制定以前，关于损害赔偿，一直奉行的是补偿性原则。如《民法通则》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一度充斥着市场，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立法者在《消法》中建立了双倍赔偿制度，以此来制裁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及提供欺诈性服务的经营者，其立法目的是要动员一切受欺诈的消费者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这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积极的作用。

二、双倍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

1、主体是消费者和经营者。我国《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个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此处的消费者，是与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相区别的人，它泛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理解“消费者”概念的关键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日常生活而进行的利用,至于消费者购买后是自用还是他用,则在所不问。

经营者则是指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一个自然人，即使是领有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如果他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受消法保护，他在订立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合同时受欺诈，就应当适用《消法》四十九条。反之，即使是下岗工人或家庭主妇，如果他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不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不受消法保护，而应当受其他法律如合同法保护。

2、调整范围为消费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即一方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另一方则为对方提供商品或服务，双方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一种消费合同关系。所以说没有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消费合同关系，就不存在双倍赔偿制度的适用。

3、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这是适用双倍赔偿制度的核心要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所谓“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可知，欺诈行为须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认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时，应当通过客观行为分析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如经营者提供的是假冒货品、伪劣产品、欺骗性服务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都属于欺诈行为。

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如何判断是欺诈行为还是瑕疵行为？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以消费者向法院提交的相应的证据作为判断的依据；如果消费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经营者销售或提供服务时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欺诈故意，对其要求的双倍赔偿就不应当支持。如果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仅仅存在过错，法院则应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据其他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判定。须注意的是，《消法》第四十九条只是要求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有欺诈行为，但并未要求消费者有实际损失。此规定可以体现出立法对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有了进一步的规制和惩罚。

笔者认为，在消费过程中只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即使未受损失也可主张双倍赔偿。如果欺诈者存在欺诈的过错及行为，但由于对方当事人没有陷于错误认识而认定该行为不是欺诈。那么，就会纵容欺诈行为，交易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只要有欺诈的过错及行为，欺诈者就应当承担欺诈的后果，消费者就应获得双倍赔偿，而不应以欺诈相对方的主观态度作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根据。如在审判实践中，原告为被告加工安装塑窗后，诉求主张被告给付塑窗款，庭审中，原、被告对双方事先约定加工安装的是大连实德的塑窗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实际安装的不是大连实德的塑窗，认为原告存在在欺诈行为。针对本案中原告承认双方约定安装大连实德塑窗的情况，双方可申请鉴定，如果鉴定结论为安装的不是大连实德塑窗，即使原告也是被他人欺骗，或是在原告安装塑窗过程中已知晓塑窗不是大连实德，那么，原告作为有经验的生产加工塑窗的厂家，也不能排除他的主观放任态度，所以，可以认定原告存在欺诈的故意，鉴于此，对原告的欺诈行为，被告可反诉或另案诉讼，主张双倍赔偿。

三、双倍赔偿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消法》第49条虽然对双倍赔偿有了规定，但因立法的不完善，地区的发展程度不同、法官的个人价值观存在差异等，如对“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认识、商品房买卖是否适用《消法》的规定等的主观认识不同，往往使得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法院，针对相似案件常会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结论，从而折射出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知假买假”案件是否适用双倍赔偿。在实践中，《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高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有的经营者就利用部分消费者不会因为很小的利益受损，而费时费力的去维权的心理，从而作出很多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相反，目前出现一批以诉讼的形式主张双倍赔偿，从而获得收益的专业的“知假买假者”，比如大家熟知的“王海”，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是否属于消费者，实践中争议颇多，各地法院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双倍赔偿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一种声音是反对“知假买假者”获得双倍赔偿。他们认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其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营利为目的，不符合《消法》第2条的规定。他们还认为，《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常常处在弱者的地位，而“知假买假者”则不同，他们在购买商品前已经知悉或了解经营者所出售的商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在某些方面认知的事物有时比经营者还要多，在此种买卖关系中的“知假买假者”并不处于弱者的地位，而且对打假者来说，如果将其认定为消费者来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可能会使其获得与其劳动付出不相符的收益，且认为此种“不劳而获”有悖公平原则，所以知假买假者不应认定为消费者。

笔者认为，判定“知假买假者”是否“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不能以购买商品的数量多少作为认定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根据。另外，是否“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的目的仅仅存在于当事人心中，如果他没有公开表示出来，法官不能因为打假者曾经一次或数次要求过双倍赔偿而凭空判断“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换个角度，如将“知假买假”者认定为非消费者，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悖论。知假买假”者若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消法》要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纯粹的消费者。《消法》本着对弱者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宗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群体，而不是某些个别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笔者以为，消费是由需求引起的，而需求本身就体现着消费者对一定经济利益的追求。对于知假买假者，只要他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专门用来做商品交易，他就是消费者。至于他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动机，则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目前不在法律调整之中。由于惩罚性赔偿金给予受害人的补偿超过其损失，它不可避免地鼓励着一些人去“知假买假”，从中牟利。但正所谓“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从立法价值和现实实践考量，它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

2.商品房可否作为《消法》调整的对象。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在商品房交易上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其主要的原因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判决双倍赔偿会导致双方利害关系失衡。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消法制定时，所针对的是普通商品交易市场存在严重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存在假冒伪劣，使用价值较小时，方能认定为欺诈，但商品房这种特殊的消费品，其中可能存在工程质量不合格，笔者认为，这种工程质量不合格可类比《消法》中的“缺斤短两”现象，商品房和普通商品都存在在流通领域，所以商品房与普通商品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如果将《消法》第四十九条中消费者“受到的损失”严格认定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的服务的费用”，则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因为任何商品即便全部为“假冒伪劣”，也有其在实际中的利用价值，只不过是利用价值大小不同而已。《消法》没有将建筑工程明文排除在外，就应当适用《消法》调整，除非国家出台相应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法》，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将商品房买卖排除在《消法》之外。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中，被骗几十万、上百万的消费者大有人在，他们可能将一生的积蓄用来买一套房子，或许还会举债，如果出卖人在出售商品房时存在欺诈行为，其目的就是以欺诈来赚取其不应取得的利益，如果一个欺诈行为不被制止，则会有更多的欺诈行为不停的生长，如果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就会导致更多的利益失衡。所以，《消法》第四十九条原则上应是适用于商品房交易的，仅是适用的原则及具体的适用范围在审判实践中还有待廓清。

四、审判实践中适用双倍赔偿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在具体案件中，经常出现经营者或生产者在进行产品宣传时使用一些绝对化语言，如“极品”、“佳品”等语言，在此情况下，法院也不应当不考虑其他情况就一律判决双倍赔偿，而应当以产品知名度及产品质量作为参照进行判定。审判实践中如应考量商标中产品说明的字体大小、位置是否显著等。

五、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应对措施

1.在互联网上建立自然人或企业诚信档案，增加欺诈成本。当前部分经营者在经营中的欺诈行为，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关系出现了或大或小的混乱。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仍未建立相关有效的惩罚机制，部分经营者今天可能被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但明天又在其他城市再行注册其他名称的公司继续他的欺诈行为，相比之下，这种简单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的惩罚措施远不及他们因欺诈而获得的利益，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仍不会停下欺诈的却步。笔者认为，应在互联网上建立诚信体系，将自然人与公司诚信直接挂勾，如公司一旦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哪怕是一次欺诈，也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由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负全责，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在全国实行终身禁止设立任何公司或企业，罚款数额增加，增加到这些经营者对欺诈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有效规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2.媒体应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相关媒体应定期定时批漏相关不诚信企业或个人，使得普通大众能提前认知不诚信企业或个人，以便避免一些被欺诈事件的发生。

3.国家机关可制定相关有奖举报机制。有行政处罚权的国家机关可在罚没款中设立专项奖励基金，从而促使有志于打假的公民把明察暗访了解到的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向相关部门举报，由国家专门机关对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予以惩罚，使得有欺诈，就有举报，如举报属实，就应相应给予奖励，如此往复，形成良性循环，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将会被建立。

4.法官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来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依据《消法》对消费者特殊保护的立法目的及参考发达国家法院的经验，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即不要求消费者举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故意”，而是要求经营者就自己不具有欺诈“故意”来举证。须说明的是，笔者讨论的仅是对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这个要件的认定，可以采用举证责任转换，而对其他要件或事实还是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进行认定。如对商品质量是否合格、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原告有举证责任，被告也有举证责任，难以判断时应当委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关于原告是或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认定，应由法官依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

5.由相关部门出台立法或司法解释。《消法》第四十九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不当，容易导致交易双方利益失衡。为保证裁判的公正，相关部门应及时制定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确定《消法》第四十九条在日益变化的商品交易中的适用原则及范围，为更好的适用双倍赔偿打下坚实的基础。

6.增强公民打假意识，促使全民动员参与打假。在我国当前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单靠政府等部门的力量打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果说“知假买假”者带有“营利”性质，那谁也不能否定经营者“知假作假”、“知假卖假”不是“营利”行为。经营者既然敢冒“知假卖假”的风险，追求“知假卖假”之利，巨大的利润就是最初根源。如果对经营者“知假卖假”的巨大利润置之不顾，反而对“知假买假者”一味的指责和打压，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利益吸引机制，从而吸引全民参与到打假中来。所以对“消费者”的概念应作出广义的理解，从而将“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利用利益吸引机制促进全民打假的积极性，对于杜绝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净化市场，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在审判实践中，对涉及消费者权益、要求双倍赔偿的案件，一定要慎重分析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是否存在欺诈故意，不能为维护一方权益而使另一方权益受到侵害；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考虑欺诈故意是否成立而一律适用双倍赔偿，则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与目的。虽然部分人通过“知假买假”行为而获利的情况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这部分人也没有通过“知假买假”的行为而获利的机会，这未尝不可看作是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另一种规制。仅仅凭借一部分人“知假买假”，或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还是不够的，这都不能成为谒制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关键，如何制止经营者欺诈行为，作为法律人的我们应作出深深的思考与付出实际的行动。

审判调研报告篇4

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工作调研报告

目前，xx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由于案件质量评查为事后监督，很多问题必须到案件审结后进入评查阶段才能发现，才能弥补，有些工作显得被动。如何将审判监督工作前移，充分发挥审判监督职能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点问题。

2、由于力量薄弱、水平经验等原因，评查工作不够细致深入，甚至深层次问题发现不了。

3、对评查结果的反馈运用效果不佳，解决了老问题，新问题又源源不断产生。一些细节性问题反复出现，屡改不止。

4、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职能交叉，职责权限不够明确，导致相应工作开展得不够细化深入。

1、对交付执行节点理解不一致，可能导致推诿扯皮现象。公安及检察院对交付执行节点的理解与法院对交付执行节点的理解存在分歧。

2、对符合暂予监外执行办理条件的审查认定标准法律规定不明确，比如说严重疾病应当提交哪些材料，哺乳期妇女应该提交何种证明材料，法律无明确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考察方面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强。首次保外就医的委托鉴定，罪犯羁押在看守所的由看守所委托鉴定，罪犯在监狱服刑的由监狱委托鉴定。如果未羁押但应收监执行判决时就需要办理保外就医的，是由罪犯自己去做鉴定，还是由相关部门介入，法律也无明确规定。如果罪犯自己去申请鉴定，难免存在不妥当之处，如果需要法院介入又该如何操作？

另外，保外就医的鉴定有效期为一年，一年后需要续保的必须重新鉴定。但对重新鉴定的申请人法律也无明确规定，一年到期后，是原释放单位为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去做鉴定，还是罪犯自己申请鉴定机构鉴定，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

3、对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后符合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一些相关问题，法律并无规定，具体实践中多有不确定和不易操作之处。

4、对刑期较长的'罪犯，在决定监外执行后长期不宜收监这种情况，应否在每年期满后办理续期手续的问题，法律无明确规定。而实际执行当中执行机关并不续期，以致托管漏管现象严重。

5、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257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收监，但收监应采用何种程序或是何时收监才算及时，法律规定也不明确。对人民法院决定监外执行的，当发现具有应当收监的情形，因为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执行过程法院并不介入，如收监是否还存在一个公安机关提请或通知法院然后由法院决定的过程？现行规定灵活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强。

6、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相关文书的送达，法律规定也不够明确细致（xx案）。《刑事诉讼法》第256条规定较简陋，也未规定应向公安机关送达文书。应该送达哪些材料，送达给哪些机关，保证人应否送达，送达是否有时限要求等法律规定均不明确。实际操作中可能因为上述原因导致工作衔接不及时、罪犯脱管失控等现象。

7、暂予监外执行执行监管不到位。由于监管职责权限不够明确，或者说有的虽然明确但落实不到位，常常导致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名为罪犯，实则如刑满释放一样，无任何约束。以致出现应当收监而未能及时收监，应当延期而未能及时延期等情况，有的罪犯又开始、吸毒，甚至重新犯罪，xx案即属于该种情况。

与原审相比，再审案件往往矛盾更深、审理难度更大，办案法官压力也会更大。因为部分案件当事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当事人往往都比较固执己见，民事案件当事人通常直接就不愿意调解。而刑事案件即使判决了也需要做大量的判后答疑或是疏导工作，审理起来比较辛苦。

1、对基层法院办理案件的再审或发回重审，建议加强与基层法院相关办案人员的沟通交流。比如在发回重审之前与基层法院的案件承办人员交换意见，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合理作出判定。因为有些情况卷面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出来，部分案子基层法院审结后当事人上诉，中院审理后发回重审然后又上诉；或者案件生效后当事人申请再审，中院再审后发回重审，基层法院审完当事人又上诉。这类案子的办案周期通常都比较长，从受理到审结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然后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案件办理完毕社会效果都不会很好。

2、对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暂予监外执行交付节点的理解，建议至少在州内统一标准，以便于基层法院顺畅操作。对患有严重疾病的鉴定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认定，能否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职责权限；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监管，也应当进一步明确权责，做好暂予监外执行的后续工作。对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危害后果如脱管漏管或是再次犯罪的，要明确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3、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希望中院对审判监督等工作中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总结归纳后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推广，为基层法院提供有益借鉴或参考，同时对基层法院工作多给予指导帮助。

审判调研报告篇5

近年来，辖区内重钢搬迁，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城市建设日益加快，各类劳动争议纠纷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对辖区内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进行深入调研，并就化解这一社会矛盾提出对策建议。

一、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大渡口法院xx年劳动争议案件结案103件，其中调解结案25件，调解率24.27%;xx年结案110件，调解44件，调解率40%;xx年结案239件，调解64件，调解率26.78%;xx年结案456件，调解201件，调解率44.08%。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案件类型多样化。从类型上看，劳动争议以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待遇等传统类型居多，约占劳动争议案件数的76.6%，其中尤以社会保险待遇最多，占到了案件总数的61.7%。

2.诉讼主体群体化。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及涉案人数均显著增加，该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调解难度大，处理结果带有示范效应，稍有不慎，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3.利益诉求复杂化。由以往的单一诉求转变为现在的多个诉求。诉求的复杂化导致案件审理难度加大，调解率低，审判周期延长。

4.诚信危机普遍化。由于对自身利益的片面追求，导致恶意诉讼频现，不讲信用。如用人单位利用自身掌握全部管理性因素的优势，在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且现金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

5.利益平衡两难化。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一对矛盾体。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面临两难境地，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6.法律关系复杂化。劳动争议案件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等一系列规定，适用起来难度相当大。

7.救济缺失化。劳动者诉请单位补交社保，法院予以支持，但现实中社保机构内部规定不予补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导致劳动者救济权缺失。

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的原因分析

1.劳动合同签订履行不规范。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等相关规定含糊其辞，故意回避应承担的义务;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2.“打包转让”劳动者。用人单位为规避两倍经济补偿金等条款规定，将劳动者“打包转让”，统一划给其他公司，不同意者作自动辞职处理。

3.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转移用工。用人单位要求职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权益被侵犯后，两单位互相推诿责任。

4.以虚设单位名义发生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虚设一个单位，以该虚设单位的名义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5.企事业单位改制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集体企业改组、改制，事业单位裁员、待岗等，引起劳动合同变更、解除，但未按相关规定变更劳动关系。这些问题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很难通过现有法律来有效化解。

6.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部分用人单位与季节性、临时性的劳动者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报酬、劳动保障条件等都是口头承诺，为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埋下了隐患。

7.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具有建设施工资质的承包人将工程(或部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个人承建，由于分包人没有建设资质、安全生产管理不善等原因，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分包人作为用工者未依法给工人缴纳保险，无力承担受害者的工伤待遇，发包人和承包人、分包人互相推诿，受害者的相关赔偿得不到解决。

8.通过恶意诉讼获取利益。一些劳动者有意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达到双倍经济补偿的目的。在工伤和职业病诉讼中，有的用人单位采取疲劳战术，穷尽所有司法程序拖延时间，恶意诉讼。

9.诉讼成本降低。xx年之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降至0至10元，劳动仲裁也免收费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还可以不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这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一大原因。

三、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对策和建议

1.加大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司法机关、劳动行政部门与工业园区的交流机制，通过专题讲座、以案说法等形式，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依法用工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使双方都做到理性维权。

2.完善多元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仲裁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引导双方采取协商办法解决纠纷，避免劳动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与劳动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共同成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及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法院应依法慎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涉及当事人多、矛盾尖锐，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民法院要选派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的法官，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力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劳动保障部门加强职能作用。劳动保障部门指导用工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各项劳动标准，督促企业做好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工作，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查处，使企业不敢触碰违法高压线。在补交社保问题上，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避免法院作出裁判后劳动者权利仍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审判调研报告篇6

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必须集中各方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长期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担负着打击犯罪，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定纷止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直接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群众，在

建设新农村中将起到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基层法院做好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笔者结合近年来罗山县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分析当前涉农案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当前基层法院服务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一、近年来我院审理各类涉农案件的基本情况

xx年至xx年，我院共受理各类涉农案件1629件，占全部案件（3984件）的40.9%，审结1607件，结案率98.6%。审结案件中，刑事案件113件，涉及抢劫、盗窃、滥伐林木、故意伤害、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交通肇事等14种犯罪；民事案件1478件，主要涉及离婚、抚养、赡养、继承、相邻关系、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农村承包合同、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劳动合同等29种纠纷；行政案件16件，涉及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房产管理行政登记、林木砍伐许可管理、工商管理处罚等4个行政机关的6种行政行为。通过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涉农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且占民事案件比重较大。xx年至xx年，我院共审理各类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913件，占民事案件结案数的61.8%。分别是xx年281件，xx年307件，xx年325件，xx年比xx年增加了15.6%。

（二）涉农合同纠纷数量和种类增多，其中，民间借贷合同仍为主要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呈上升趋势。xx年至xx年，我院共审理各类涉农合同纠纷案件351件，占民事案件结案数的23.7%，其中，民间借贷纠纷206件，占58.7%。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这两种类型案件xx年我院共审理19件，xx年审理21件，xx年审理26件，xx年比xx年上升了36.8%。

（三）采取公告送达的案件较多。近年来，由于农民外出打工人数逐年增多，而这些人又是涉农诉讼纠纷的多发人群，他们长期在外打工，与家中失去联系，造成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延长了诉讼周期，也增加了诉讼成本。xx年至xx年，我院审结的各类涉农民事案件中，采取公告送达的有228件，占15.4%。

（四）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农村故意伤害案件频发。近年来，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我县农村地区因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生活琐事等引发的恶性伤害案件时有发生，我院审理的各种民转刑案件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xx年至xx年，我院共审理农村故意伤害案件33件，其中民转刑案件20件，占60.6%。

（五）因农村土地权属争议引发的行政案件增多，并呈迅速上升趋势。xx年至xx年，我院共审理农村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案和农村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案6件，占行政案件收案总数的37.5%；分别是xx年1件，xx年2件，xx年4件，xx年比xx年增加了300%。

二、基层法院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审判资源的缺乏制约服务三农工作。随着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这也使得涉农矛盾纠纷大量增加，而有限的审判资源无法服务到农村每个角落，一些矛盾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化解，导致了一些民转刑squo;案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我院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难以为基层法庭配备优良的物质装备，也无法经常性地深入农村开展各种法制宣传，特别是人民法庭撤并后，财政未给付专项的巡回办案经费，巡回办案往往难以保证，导致农村地区诉讼难、寻求法律帮助难。

（二）农村法制不健全制约服务三农工作。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及各级政府对农村扶持政策的落实，大量的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纠纷涌现，如土地承包、林权、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纠纷。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仍然存在有些问题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明确规定，如农村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等。目前，这些案件只有参照适用针对国有土地拆迁、安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安置的规范性文件尚无规定。

（三）农村村民法制意识不强制约服务三农工作。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村民，由于法制意识不强等原因，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要么怨天尤人，自认倒霉；要么搞家族主义，人多势众；要么一味蛮干，不惜铤而走险，或者是采取私了的办法，一般不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如农村经常遇到的农民工追讨工资、种子问题、债务纠纷、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不去寻找法律途径，反而去上访即属此类情况。

三、基层法院提高服务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涉农案件的审理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司法保障。一是加强农村土地承包、转包、征用、租赁农副产品购销等案件的审理，稳定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保护各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保障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二是积极慎重地化解农村各类民间纠纷，尤其是房屋、宅基地使用，以及婚姻家庭、继承、赡养纠纷等案件，维护农民之间和谐、和睦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三是妥善处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纠纷，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依法快审、快结、快执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劳务纠纷和工伤赔偿纠纷等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二）进一步创新审判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一是突出重点，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加大力度审理和执行好农村借贷纠纷，农田通路、排水等相邻纠纷案件，尽快排除农村生产耕种中的障碍。二是加强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坚持对失足青少年进行回访和帮教，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权益的抚养费、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进一步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依法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充分保障未成年人享受教育的权利。三是树立法律优先、参考政策意识，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时，以党的农业农村工作政策精神为指导，结合民法基本原则公正、高效地裁决、解决各类涉农矛盾纠纷。

（三）进一步强化调解意识，及时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一是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程序简便、速度快捷、不伤和气、履行率高等优点，注重发挥人民陪审员、案件代理人、当事人亲属的作用，把调解原则贯穿于庭前、庭审、庭后全过程，不拘形式与时间，建立双休日、夜间法庭，进行电话、面对面、背对背等多种方式调解，实现调解工作在调解理念、程序、时间和方法上的新突破，切实做到案结诉息。二是构建以司法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健全由政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村基层组织等部门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网络，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与衔接，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实现解决纠纷方式的多元化。三是做好司法服务延伸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好地方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积极主动地向地方党委、政府和村支部、村委会以及有关涉农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促进他们改进工作、完善制度。此外，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还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农村的普法教育，坚持送法下乡，引导农民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增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四）进一步优化农民诉讼环境，努力减轻农民诉累。当前农民由于受文化层次、法律素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诉讼的程序、规则比较陌生，农民群众往往不懂得利用法律的手段来及时有效地保护自身合法利益。为及时将农村纠纷引入法律解决的渠道，人民法法院应积极推行便民诉讼措施，不断降低诉讼门槛。一是要便利诉讼。建立完善导诉制度、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制度等，努力实现诉讼便民化、快捷化，使当事人更加理性、更加充分地行使好诉讼权利。二是要对弱势群体加大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的力度。目前农村地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因疾病、天灾、意外事故等原因导致的贫困农民仍大量存在。对于这部分弱势群体，尤其是要求赡养的老人、请求抚育的孩子和追索报酬的农民，确有困难的时，依法减、缓、免交诉讼费，真正让农民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三是坚持下乡巡回办案。对行动不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大力推行法庭到村组、法官进农家巡回办案活动，在农忙季节要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灵活安排开庭时间，利用早中晚时间到案发地开庭、调查，尽量减少农村当事人往返奔波，以缩短法庭与农村的地理距离，有效拉近法官与群众的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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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调研报告6篇